洪振快 历史学者

2009年12月26日00:03新京报洪振快

讼师的行为，挑战官员权威，影响他们政绩，自然不受官员欢迎，受到严酷惩处也在情理之中。不过，细究官员们的心态，权大于法、权力不希望受到约制的思维惯性，似乎总是挥之不去。

中国古代没有律师，但有讼师。讼师不是律师，因为讼师没有律师的合法地位，在历史上是“大干例禁”的违法角色，是官方严厉打击的对象。

刘衡是清代一位颇有政声的官员，道光时期曾任四川巴县知县。巴县为重庆府首县，所辖类似现在的重庆市区。刘衡在巴县很有政绩，后来巴县知识界为他总结的政绩中，有一条是“本宦干济英明，以勤政、爱民为先”，而所举的例证有一项即是惩治讼师：“巴邑讼最繁，讼师辈因缘为奸，公下车即侦知猾魁为某某，先为摘伏”，于是其他讼师“惶慑敛迹”。这个被称为“猾魁”的某某，他到底如何兴风作浪，刘衡如何“摘伏”其人，现已无从知晓，但其他记载表明清代地方官员惩治讼师的手段是很严酷的。

晚清陕西有一位被地方官员视为“著名讼棍”的讼师陈思周，据说他“积案如鳞”，汉中知府将之捉拿，向上汇报处理方案，“请锁系五年”，被时任陕西按察使（按察使主管一省刑名，类似现在的省政法委书记）的樊增祥认为“何其轻也”，要求加大惩处力度：陈思周脸上已被刺上“讼棍”二字，所以“毋庸再刺”，但应“重责一千板，锁系铁杆巨石十五年，期满察看禀夺”。

官方以如此严酷的手段惩治讼师，讼师因何而当受此惩处呢？官方给出的理由有许多，归纳起来主要是唆讼、诈财、挠法，即唆使诉讼、诈取钱财、阻挠司法三条。这些问题都一定程度存在着，但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讼师显然不公平。

比如，樊增祥在陕西按察使任上时，临潼县的讼师薛含瑞控告粮差李兴等剥削粮户、侵吞钱粮，使李兴等吐出了130余两银子，但这些银子又被薛占用。在这个案例中，樊增祥认为银子“呕诸差役之口者仍吞入讼棍之腹”，所以，薛的行为并不是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是“与民申冤”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薛也遏制了粮差李兴等的贪腐，因此其行为很难说是唆讼、诈财。

又比如，以挠法而论，认为讼师“奸回巧诈，逞其伎俩，以挠国家之法，使是非、曲直无从辩”，但地方官员掌控司法大权，如果他们能够明辨是非、秉公断案，讼师又如何能“挠国家之法”？是非、曲直又怎么会“无从辩”？可见这样的指责也未必完全成立。

实际上，真正让地方官员感觉不爽的，主要是两个原因：一是挑战其权威，二是影响其政绩。

中国历史上的地方官员既管民政也管司法，他们是行政官僚，而不是专业的司法人士。官员们靠熟读“四书五经”出仕为官，对律例少有专门研究。宋代有人指出：“士大夫少有精于法者，临时检阅，多为吏辈所欺。”乾隆年间署理广东韶州知府的陆向荣则说：“近日宦途多依靠幕友，而于读律毫不讲解，无他，声色货利，已大耗其精血，即留心公务，已属于绪余，遑论读律耶！”

官员们不懂法，也没有必须依法办事的思维，但其权威却绝不容许挑战。讼师大多是进不了官场的读书人，他们既然要靠提供诉讼服务谋饭吃，对律例自然比较熟悉。民间老百姓不懂法律只能任由官员判决，懂法而又以此谋生的讼师，唆使当事人不服判决，甚至鼓动他们翻供、上诉或越诉，都有碍甚至挑战官员权威。

另一方面，讼师的行为也妨碍了官员们的政绩。中国历史上地方官员的政绩，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是“讼清狱结”。地方上讼案少，被看做是官员善于治理、政绩突出的表现。“无讼”，则是最高的追求。而讼案多、积案多，在考核时得到的评价是负面的。地方官员当然不会反省自己，他们只会把责任推到讼师身上，认为是讼师教唆、挑起诉讼，又使许多案件屡屡翻案乃至越级上控、久拖不决的缘故。

讼师的行为，挑战官员权威，影响他们政绩，自然不受官员欢迎，受到严酷惩处也在情理之中。不过，细究官员们的心态，权大于法、权力不希望受到约制的思维惯性，似乎总是挥之不去。

对历史上的讼师群体，民国时人赵秋帆的评论比较公允。赵秋帆认为，清代“播弄乡愚，恐吓良善，从而取财”的讼棍是有，他们也应当被惩治，但讼师中“不乏一二杰出之士”，他们“守正不阿，洁身自好，以三寸毛锥子，鸣不平人间事”，所以“未可一笔抹杀也”。如果社会中真的充斥唆讼、诈财、挠法的讼棍，却缺乏“守正不阿，洁身自好”者，那么更该反思的，就不是讼师的个人道德问题，而是制度安排是不是出了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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